張萬平認為自己被耍了。
2015年4月，他與其他23家花炮企業主一起告贏了安徽省人民政府。在這起全國矚目的“民告官”官司中，輿論在探討這起省政府敗訴案所彰顯的法治意義，而作為原告的企業主們，正經歷著另一場博弈。
4個月后，本已上訴的張萬平撤訴了。“一審雖然判贏，但沒有可執行性。”張萬平只得選擇更現實的一條道路：當地政府部門以他撤訴為交換條件，愿意坐下來談補償。
然而，簽約十幾天后，他便發現補償協議兌不了現，原因是當地區鎮政府“翻臉”了。2016年1月，他將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區政府和馬頭鎮政府告上法庭，要求履行協議。
這第二場告政府的官司至今未宣判。張萬平發現，兩場官司前后折騰了兩年多，他仍然不是贏家。
被動員的撤訴5月9日，52歲的張萬平走在去六安市金安區政府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思忖著見到副區長時，該如何開口，以顯得他是有事而來。
“對！就和我家分管領導說，相鄰裕安區的花炮企業退出的補償金都已到位，而且批發經營證也發下來了，為何遲遲卡著我不批？”張萬平說。
他已經習慣把談補償的對象稱呼為“我家分管領導”。而在法律意義上，他與裕安區政府已是原、被告的當事雙方——2016年1月29日，他已與金安區、馬頭鎮兩級政府代理人坐在了原、被告席上，“交鋒”了一次。
張萬平是金安區馬頭花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2015年4月，合肥中院一審判安徽省政府發文關停包括馬頭花炮公司在內的24家企業行為違法。
這是一起罕見的省政府敗訴案例，因而備受矚目。有評論也不吝贊譽之辭，稱其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后，依法治國背景下，首個企業起訴省一級政府獲得受理并公開審理的案件，企業告贏省政府有明顯的警示和示范作用。
張萬平仍然記得，他拿到一審勝訴判決書時的驚喜：“沒想到老百姓也可以用法律武器把省政府打敗。”但經律師一分析，轉眼一顆石頭又懸上心頭，因為判決書并未明確具體的補償措施，這對被停產的企業主來說，不過是一紙空文，沒有可執行性。
24家花炮企業于是上訴，安徽省政府也上訴了，一場法庭上的“較量”似乎又不可避免。
提出上訴幾天后，讓張萬平頗感意外的是，馬頭鎮鎮長打電話找他協商補償事宜，并希望他撤訴。
“一個月內談了五次，每次一兩個小時，有時上面催得緊，鎮里的領導還大半夜打電話找我協商，有次我恰好到湖南出差，鎮領導說‘我開車去接你回來簽撤訴申請書’。”作為馬頭鎮上的企業，張萬平和鎮里的領導以前常往來，所以當鎮里要求他去協商時，他是即喊即到。
但真要他簽撤訴申請書，他還是拒絕了。張萬平說，24家花炮企業主中，有的為了躲避施壓，直接關閉手機“玩失蹤”，有的簽下撤訴申請后，連夜趕到安徽高院，向法院申明：“我是被逼無奈才簽了申請。”
“我聽律師說這種被迫簽的撤訴是無效的，所以就和鎮政府簽了協議，并遞交了撤訴申請。”張萬平說，他們不愿簽的原因是補償低，政府給出的方案是不管公司大小，全部“一刀切”，一家補償180萬，再給20萬退出獎勵金，這跟企業上千萬元的投入無法比。
不過馬頭鎮也有自己的苦衷，該鎮書記郭偉對澎湃新聞說，鎮里一年財政稅收有500多萬元，若補償過高，鎮財政有困難。
不能兌現的協議花炮企業告安徽省政府案二審，安徽高院原本通知于2015年7月9日開庭審理，當日8時40分許，張萬平等人被通知到一間會議室，法院稱需要一一核實企業主的身份，并調查此前郵寄的撤訴申請是否為企業主真實意愿。
張萬平記得，在一個二十來平米的會議室里，桌子的一頭坐著安徽高院主管行政審判的領導和該案主審法官，桌子的兩側坐著花炮公司老板，他們講述了申請撤訴的經歷、企業存在的困難和訴求。
經過兩個小時的會談，張萬平又看到了希望，因為安徽高院的法官承諾，不會“一刀切”按一個標準補償，將實地調研各企業，協調與政府補償數額，若協商不成，雙方可選擇評估機構，對企業資產進行評估，按評估數額補償。若企業對評估仍不滿意，再上法庭。
開庭擱置了，張萬平從合肥回到六安沒幾天，馬頭鎮政府又找上門協商補償，并希望他撤訴。
經過四五輪博弈，以撤回上訴為條件，在政府人員代張萬平向安徽高院遞交撤訴材料后，2015年8月13日，金安區政府以馬頭鎮政府的名義與張萬平簽訂了一份“退出補償協議”和一份“退出補償補充協議”。
根據退出補償協議，馬頭鎮政府補償張萬平損失450萬，核發煙花爆竹批發經營許可證。
而“退出補償補充協議”規定：在現有450萬補償基礎上，比照相鄰的裕安區翔鷹花炮公司的翔鷹、皖信、彩虹三個工區的平均補償數額進行補償。若其平均補償額超過550萬元，就差額補償他；若未超過550萬，就按確定的450萬補償他。
此外，政府在協議還承諾核發花炮批發經營證，且在五年內金安區不得新增花炮批發經營公司。張萬平心底有一個小算盤，若此條兌現，根據該區批發經營花炮每年可有400萬左右的營收估算，在目前該區只有一家企業的情況下，若批準他的公司為第二家，他五年內即可獲得近千萬營收，正好可彌補企業退出造成的損失。但上述協議簽訂沒幾天，馬頭鎮政府就反悔了。
2015年8月18日至27日，彩虹、翔鷹、皖信三家花炮公司與裕安區相關政府部門先后了簽訂退出補償協議，它們分別獲得960萬、1480萬和900萬的補償。三家公司的平均補償額為1110多萬元，超張萬平450萬的補償660萬。依此計算的話，根據金安區與張萬平簽訂的“退出補償補充協議”，馬頭鎮政府需再補償他660萬。
于是，張萬平拿著裕安區三家花炮公司的協議，找區、鎮政府補償，但遭到拒絕，本應核發的批發經營證也因此被擱置至今。
張萬平認為，既然簽了協議，就應該按協議來，當初政府若不同意，他也不會撤訴。無奈之下，他將金安區政府和馬頭鎮政府告上法庭，要求法院判令兩被告履行協議。
再告政府2016年1月29日，張萬平與金安區政府、馬頭鎮政府坐在六安中院的原、被告席上。當日庭審，區長和鎮長均未到場，出庭的是金安區法制辦主任和當地一家律所的律師。
金安區政府和馬頭鎮政府在遞交的答辯狀中稱，他們不同意履行協議的原因在于：馬頭花炮公司無論是資產狀況、生產能力，還是從業人數，均遠遠小于、少于原翔鷹花炮總公司的三個工區，無法比照補償。
金安區法制辦主任辯稱區政府不是適格的被告，因為協議上蓋的是馬頭鎮政府的公章，區政府只是起到協調作用。
5月9日，澎湃新聞記者前往馬頭鎮采訪。“這協議不真實，當時是省里要求撤訴，時間趕得緊，我們才同意簽的。”馬頭鎮書記郭偉表示，鎮財政有困難。
“這錢又不是鎮里出，到最后還不是區里出錢？”張萬平反問說。郭偉回應：“那協議上蓋的是鎮政府的公章，到最后還是由鎮里擔著。”
張萬平提高了嗓音：“你把所有的事都朝自己身上攬干什么，簽協議時還有區領導在場，否則，你也沒有權利和義務來簽這個協議。”談話不到15分鐘，郭偉開始送客了，“既然已經走法律程序了，咱們就按法律來，我要去到村里辦點事，就不留你們多坐會了。”
金安區安監局一領導向澎湃新聞也表示，當初是省里要求下面政府做撤訴工作，而且給的時間緊，鎮里為了達到撤訴目的才簽了補充協議。
“天上千根線，地上一根針，上面的政策牽頭萬緒，最后都是落到基層執行。花炮公司退出折騰有兩年多了，我們一肚子苦水，但都沒法說。”這位安監局領導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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